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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正如系统所说，宇文成都、哈斯奴儿以及其他一些羌胡勇士，因为作战勇猛，被带来接受接见，加以封赏。

    对于羌胡勇士来说，所关注的无外乎就是勇武和利益。勇武这一点不用多说，弱肉强食本来就是自然社会的本性，一切的问题根本上终究是建立在武力强权的基础上的。

    而另一个问题则是利益问题了。游牧民族最大的问题倒不是多少的利益，首要的是温饱问题，游牧民族不适合农耕，所以才会有所谓‘打谷’一说，到了一定时候必然要南下劫掠，不然没的活路。

    历史上游牧民族内侵，一般是两种情形：或是趁秋高马肥（军事力量强）时，或是遭受天灾，导致物资大量短缺，不得不以劫掠来补偿。

    游牧民族与中原民族真正起冲突始于战国晚期。此前的戎人和狄人都是蒙满人，虽然他们是游牧民族，但不是骑在马上的民族。到公元前8世纪，由于培育的马越来越大，少数民族才慢慢开始骑马，成为“马背上的民族”。

    游牧民族虽然传入了很多新的历史和文化，但并没有根本改变中国儒法国家的政治结构。历经千年历史，中国游牧民族能始终在********竞争中保持活力，主要依靠三个结构性因素及相关机制。包括气候条件、双方管理者的智慧，而更重要的是草原政体和农业政体在地理、生产方式、组织上的比较优势，他们相互学习模仿，以及在竞争中同化。

    前面说了游牧民族内侵，一般是两种情形：或是趁秋高马肥，或是遭受天灾。而这两者，从根本上就是受到气候的影响。

    游牧部落的活动与气候之所以密切相关，缘于气温下降对游牧民族的影响远胜于农业部落。第一，由于气温波动大，大部分草原牧民的农作物已经到了存活极限，即使很小的温度变化对作物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。第二，游牧式生活对人口压力更敏感。简单的马尔萨斯人口论并不适用游牧民族，对他们来说，牲畜既是投资也是食物。困难时期，部分牲畜充当食物，部分进行劳作，但由于饲料缺乏，可能连日常劳动、耕作都无法进行。游牧民族需要在马尔萨斯循环发生之前进行有效的人口控制，保证资源与人口的平衡。第三，寒冷的气候不仅降低游牧民族的承载力，还会增加暴风雪等其他自然灾害发生的可能性。灾难同样会迫使游牧民族南迁。

    历史上游牧民族与中原民族间此消彼长的关系，不难发现气候条件的重要性。结合中国千年气候变化的规律来看，每一段寒冷期，碰巧都有游牧民族移民或入侵中原。如公元前1000到前700年，猃狁、戎、狄进入中原。公元1000年后持续了较长一段寒冷期，游牧民族则不断进犯中原，导致西夏、金、元、清王朝的兴起。不过，公元1000年以前，游牧民族入侵带来长期战乱，而之后却只导致王朝的更替，可见东汉开始出现的儒法国家系统比较稳固。

    西周垮台时，气候变冷导致游牧部落迁徙，到战国时期气候变化终止，双方的冲突开始减少。到魏晋南北朝，气候又变冷，再次导致游牧部落南迁，又与中原汉人发生大规模的战乱。汉朝时期，匈奴帝国的衰弱不仅仅缘于汉武帝的军事胜利，也和其内部分裂以及气候恶化有关。严冬时期，牛羊数十万计地死亡，经济上的严重损失逼迫南匈奴向汉朝投降，变成了半农业半游牧的形态。

    这其中不仅仅是环境气候的影响，制度、发展也有很大的作用在其中。

    草原政体拥有军事上的优势。西周晚期和春秋早期，戎狄非常厉害。这种情况迫使汉人发生改变，作战方式从以战车为主调整为以步兵为主。秦始皇的统一使汉人有能力攻击匈奴部落，各部落不得不联合起来以求对抗秦朝的攻击。但意想不到的是，刚建立帝国的匈奴见证了汉人的内乱——秦汉交替花了6年时间。这时候汉人发现自己输给了向汉人学习的匈奴帝国，于是汉朝人也开始学习匈奴人的行军征战方式。汉武帝时期，已经任用匈奴人来训练部队，霍去病也开始采用突袭方式作战。

    当然，解决了温饱问题，对于其他方面的追求自然也会有更多的要求。董卓时期，麾下附庸的羌胡异族就是跟着董卓四处作战，四处劫掠。

    话说回来，鲍鸿那是接受良好教育的五好青年，对于这些劫掠之类的事情比较反感，但是这些事情在古代究竟算得上多严重，那也只能说是各家之言而已。

    就像是前面说过的，东汉早期刘秀包括云台那些人，玩劫掠、屠杀都很多，其实也没什么影响，汉末这些大儒什么的也没人提这些事情。

    当然，在鲍鸿这里不可能这么搞，纵容麾下劫掠和鲍鸿所谓为民请命的核心思想不合，而且麾下的能人志士，大多数也算是属于偏向民众的人。

    不过，不劫掠并不代表没有利益。更何况，相对于利益来说，异族关注更多的还是在武力方面，趋从强者才是核心内容。

    所以说，历来羌胡附庸都没有背叛一说。不管是跟着董卓等一众人经历起起落落，占据洛阳、占据长安，丢掉洛阳、丢掉长安，依旧跟着郭汜等杀回长安，做掉了王允等，继续挟持天子很长一段时间。

    至于说武力威慑，自然不用多说。演武场上见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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